歧视同性恋是一种文化野蛮——对话邹文

真爱1981

编者按:曾听多位媒体朋友提起过邹文，说他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一位特别的老师，不仅年轻有为、著作等身，而且热衷社会公益事业。此后，我不断在报纸、电台看到或听到邹文的名字：20年前，他在中国当代首次倡导“诚信”原则，率先发起和组织了以“诚信”为纽带，让艺术家作品无偿走进寻常百姓家，并定期轮换悬挂的社会公益活动；他策划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抗战纪念、抗震救灾等为主题的大型雕塑展，多以街头展览的形式，让普通百姓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步行街上，近距离地接触艺术，给大众以美和爱的熏陶；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期，作为“2008奥运景观雕塑方案征集大赛”的秘书长，在他的亲力亲为下，“2008奥运景观雕塑方案征集大赛及国际巡展”成功在北京、伦敦、首尔、惠灵顿、巴塞罗那、华盛顿、莫斯科等国内外36个城市举办，那一件件凝聚着和平、友谊、团结、奋进的雕塑作品，以另一种视角传递着来自新北京新奥运的和谐声音。

随着对邹文了解的增多,我禁不住想,一位身兼数门课程的美术学院教授,平时工作压力已经够大了,还何来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投身社会公益事业?这该是一种怎样的社会责任感啊?而像他这样有着太多人性关怀的人,对同性恋群体又会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呢?于是,带着这样的好奇心理我试探着提出了对他的采访。

白晓:邹老师,作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著名的公共艺术学者,我们很想知道您对同性恋这一现象是怎么看的?

邹文:我平时不太留心这个问题,觉得它在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关心的当代中国并不紧要,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对于“同志”和同性恋,我们不应该持以文化镇压的态度。前几年去旧金山,那里有一个全球最大的同性恋居住区,当时就充分感受到旧金山对同性恋的包容和接纳。2007年,我又去了阿姆斯特丹,在这个被誉为同性恋天堂的大都市里,你会完全不觉得同性恋是异端,他们作为社会构成的一部分,与普通人一样,很常态很自然地生活着、恋爱着、工作着,同时也被全世界的同性恋羡慕着。但世界上象旧金山、阿姆斯特丹这样对同性恋如此包容的地方毕竟少之又少。虽然一些国家也有同性恋聚集区,可更多的时候同性恋可能还是被作为一个谈资或新奇事物被关注。这说明同性恋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如此看来,中国的同性恋群体目前所处的状况基本上属于正常,正常到多数人不怎么留心的程度,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是因忽略而默许而包容。

应该说,我对同性恋现象真正产生思考,还得从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说起。当时,我在上一堂关于艺术传播的课,我让学生们寻找一个当前社会需要关注的话题,没想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身边的同性恋现象。在这之前,我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现象。听学生讲,那里的同性恋者自我认同程度很高,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负罪感,周围的人对同性恋的感觉也非常独特,觉得这似乎是一种很高级很豪华的错误。这就引起了我的思考,同性恋这一自古有之的社会现象,在以汉民族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似乎从来都不着痕迹,世界同性恋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重要事件也都不曾出现和发生在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民族性格其实是相对保守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基因中似乎天生具备了对同性恋的免疫机制。我不知道这究竟算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保守和僵化,而同性恋在大学中的觉醒算不算文化的进步?

我个人觉得,从积极方面看,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形成的对同性恋的免疫机制,首先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也符合生命轮回、更迭延续的自然法则,所以,这种免疫机制所导致的对同性恋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应该是合理选择。因此,同性恋人群对于自己这么多年所受的委屈也应该有所理解和释然。另一方面,人类是世界上惟一一种没有发情期的动物,因此自人类诞生以来,人口急剧膨胀,这是人类成为地球主宰的原因之一,也是人类最根本的弱点之一,它不但对大自然是不公平的,也引起了人类社会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人类应该适度的节制谈性——节制全天候24小时的发情。这种节制应属于一种文化责任,在没有深度自觉的提示下,相当多的人是不会去自觉进行调解的,最终只能采取政府调节。当然,今天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人口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文化责任的觉醒跟文化人口的多少、社会整体文化素养是直接相关的。从这方面看,我倒觉得同性恋现象应该算是人类一种高级的理性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它标志着部分人文化责任的觉醒和担当,助推了人类生育文化的深度觉醒。同性恋一样有亲情、有爱情,却没有后代的繁衍和延续,比之生理的避孕形成了一种更高级、更有效的文化避孕。动植物学家在研究“无性繁殖”,而人类学家则该正视“有性无繁殖”。当然,这种观点只是我这类局外人的认识,同性恋群体肯定是不认同的,他们的同性选择绝对是基于情感的。

白晓:邹老师,那您对于中国同性恋人群目前的生存状况是如何看的?有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是相对保守的,但也是相对包容的?

邹文:我不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包容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同性恋还没有构成与主流文化的冲突和碰撞,所以才暂时有了同性恋群体生存的一点点空间和一点点默许。公平地讲,同性恋作为一种不侵害社会、不违反法律的社会现象,按道理是应该被允许的。但在中国,同性恋人群却是低调地、隐蔽地,带着负罪感存在和生活着。从真正理性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把这种基于同性的情感选择视为是人类基本生存权的自我选择,我们应该给同性恋一个光彩的空间,并用中性的角度去看待,让同性恋人群去掉原罪感而堂堂正正地生存,这才是社会进步和理性的觉醒。应该说,歧视同性恋是一种文化心理的野蛮,真正人道和文明的选择应该是正常的接纳、从法理上的认同,而社会传播尤其中小学教育可以采取避让和不鼓励的态度。

白晓:那您第一次听说同志和同性恋是什么时候,当时是怎么想的?

邹文:记不太清了,应该是20年前的事了,当时好像没有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我从小就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真正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阿姆斯特丹那一次。当时我站在阿姆斯特丹中心区的大街上,一边是红灯区、一边是同性恋场所和用品商店,对面则是梵高纪念馆,当时我被深深震撼了,油然产生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这该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包容啊!也许只有这样的包容和包容背后的真正文明才能孕育和产生出梵高这样的伟人和艺术大师!同性恋、梵高、高科技,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子宫生成的。一个歧视同性恋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同样也会窒息梵高、高科技、创意思想或新价值观。



照片二、2008奥运景观雕塑国际巡展作品



白晓:邹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想去阿姆斯特丹的人肯定会多了不少啊。我还想知道,作为一位知名的公共艺术研究和传播者,雕塑艺术也是您的研究领域之一,不知道您对作为同性恋者的雕塑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有怎样的印象?

邹文:对于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这些杰出的艺术大师,我从没有把他们当人看,他们是艺术史上的神,也是我心中的神,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开创了一个时代。如果说同性恋是一种瑕疵,那他们身上有多少瑕疵我们都能容忍,何况同性恋并不是瑕疵。不瞒你说,当我站在米开朗基罗的巨作《创世纪》面前,我似乎有一种想跪下来的冲动。假如同性恋是他们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之一,哪怕极小,都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天资。那些不是同性恋的伟人或者大师,或者是想成为伟人和大师的艺术家们,反而都存在不是同性恋的缺点,都应该尝试去补上这一课。

白晓:邹老师,您曾经多次用艺术形式配合诸如西部大开发、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公益活动的宣传,上海世博会的艺术服务队伍中也出现了您的身影,不知您今后是否会组织有关同性恋主题的艺术活动呢?

邹文:目前还没有。同性恋还不是中国当代社会紧迫需要认同和解决的问题。在现阶段,我手头急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民生关怀、常规美的普及、中国文化普世价值的传播展示等等。我一直记得我的老院长张仃说过的话:“中国的今天,美盲比文盲多”。许多有学识、有地位、有资产的人却常常没有或者缺乏欣赏美的能力,这也是我一直致力于公共艺术传播的原因之一。当然,虽说同性恋不是当前关注的重点,但我们始终愿意听到他们的声音、欣赏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存在,表明包容还在,整个社会是安全和理性的。



照片三、2008奥运景观雕塑国际巡展作品



白晓:邹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您还想对同性恋朋友说点什么吗?

邹文:希望同性恋朋友们能堂堂正正地生活,和大家共同分享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开明。



个人简历:

1962年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艺术学博士,曾发表200多篇文章,并出版有《公共艺术概论》、《艺术创造学论》、《美术社会观》、《艺术策划与传播》等7部专著和《奥林匹克与雕塑》、《全国第十届美展雕塑展作品集》等20多种编著, 2000年聘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委会秘书长,,2004年被定为北京市“文艺人才百人工程”成员,2005年初执行策划组织“2008奥运景观雕塑方案征集大赛”任秘书长。 2008年至今为上海世博局、上海规划局、上海世博会专家评委,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他是中国当代公开首倡“诚信”之第一人,曾是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多个电视节目播出的专题人物,组织“刘开渠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拍卖”引起广泛关注,他策划并实施大型公共艺术项目20多项,开创性地于20多个国家的60多个/次城市举办了80多场艺术大型展览,包括执行策划并组织了在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广州天河、香港西环、澳门大三巴等国内城市繁华街道、场所,以及伦敦、首尔、惠灵顿、巴塞罗那、芝加哥、华盛顿、莫斯科、阿布甲等国际城市举办大型雕塑巡回展览。大规模地运用艺术形式先后配合了西部大开发、抗战纪念、抗震救灾、北京奥运等的宣传。北京奥运会期间,还执行组织了在鸟巢旁、国家大剧院、澳门议事亭、青岛奥帆赛场举办奥运雕塑展。另执行策划组织过20余次全国性论坛(研讨会),执行政府课题与国家任务多项。（采访整理：白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