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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尘奇侠 L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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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6-03 23:11发布于 06-03 23:11 较早前
对食 — 从西汉到民国的女同志
最早的女同性相恋故事可追溯到西汉。帝王三宫六院千百个后妃宫女只侍奉着一个完整的男人。《汉书•卷97上•孝武陈皇后传》记载,汉武帝陈皇后婚后十多年无嗣,因而失宠。为了获宠,她召进女巫楚服念咒、熬制※春※药※,结果爱上了这个女巫。“对食”一辞最早出现在《汉书•卷97 下•赵飞燕传》,這便是曹宫与道房两宫女的恋爱故事。应劭注有云: “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甚相妒忌也。” (宫女像夫妻一样自行许配为伴,叫做对食;她们彼此非常眷恋甚至嫉妒。)后来“对食”成为指女性性爱的常用典故,有人解读为相互舔阴。
汉代的王侯墓中曾出土双头假阴茎,证实了女同性恋在当时已经存在。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篇》载,宫女间的性爱至明代依然很风行。《玉台新咏》录有一首女同性相爱的情诗。中晚唐的《教坊记》提及模拟婚姻或契姊妹形式的女性结合。唐代的女道士还写情诗唱和。在妻妾群居的院落里,女性之间的昵爱之谊被认为有助于维持女眷的和睦,受到某些夫主的赞许。
到了明代,表现对食的书籍图画蓬勃兴旺,许多春宫图都会出现女同性或双性爱的画面,那些猥亵小说大部分则大肆宣扬青春少女间的风月缠绵。妇女间的性行为包括“磨豆腐”(女阴厮磨)、舔阴以及相互手淫。她们也用青铜、木质或象牙的假阳具,美其名曰“不语先生”(哑巴丈夫)“角先生”“广东人事”(广东爱情)等。广州唐代以来船来舶往,南蛮之邦,洋货穿梭,中原文人雅士不愿承认如此怪物出自本土,故将假阳具推称“广东人事”以示洁雅。
艺妓、婆媳、妯娌、女戏子之间常有恋爱的,尤其在清一色由女性演出的戏曲如绍兴 越剧中更是如此。李渔(1611-1679)的传奇《怜香伴》讲的就是一位夫人爱上一个女子,让丈夫纳她为妾,组成了美满的三角家庭。民国初年的上海,有个叫洪奶奶的妓女,住在公共租界,大多接待女客,最后吸引巨室妾女,视男子为厌物,时人称之为“磨镜党”。近代至民国初年的广东顺德县 (今佛山市顺德区) 妇女平等组织起来,有自梳不嫁的风俗。她们盟誓成为结拜姊妹,称金兰会,把财产凑合起来集体生活,有时多达十人,也有一双一对居住的。如果被逼婚,她们或是坚拒,或是婚后离开夫家,一去不返。
古代跨性别现象
中国的跨性别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史料并不将易装(无论是偶尔的还是习俗性的)、变性和两性同体等现象相联系。尽管古代跨性别融合在主流文化中,且戏曲反串表演几乎可说是一种制度,但是出离性别成规依然看成是颠倒“自然”的秩序与界限。变性经常被视为朝纲紊乱的预兆。
女扮男装最早的记载,大概是春秋时《晏子春秋•第六•内篇杂下》所载齐灵公(前581-554在位)喜欢宫女着男装。当时齐国女子纷纷仿效,成为一时风气。中国古代的易装者要数花木兰最知名。木兰披男装代父从军,官至将军,荣归故里时脱下战袍,换上女服,向军中伙伴透露了真实性别。北朝民歌《木兰诗》激发了后世无数诗人、戏剧作家、说书人的灵感。女主武则天 (624-705,685-705年在位) 自称皇帝,穿戴男式衮冕,命“后宫”的男仆与男宠、面首打扮成女人,颠倒了一切的性别成例。唐代妇女流行男装,可能就是武后开创的风气。
由于妇女不得应试做官,有些女子为了入学、做官便乔装成男子。《南史•卷四十五•崔慧景传》载南齐明帝时女扮男装的娄逞成为扬州议曹从事(相当于省长的属官),而后被发现是女身的故事。明清好几部话本小说和剧本都描写女子中状元的故事。家喻户晓的《梁祝》讲祝英台扮成少年到一所著名的书院就读,预备赴考。她与同窗梁山伯形影不离,朝夕与共,山伯起初以为英台是男子,后来发现“他”竟然是她而失望。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清一色的女戏班演出,诠解了中国文学里最精彩的性别混淆情节。
男扮女装似乎可以追溯到南北朝(420-589年),有些庙会似乎需要扮演异性的角色。当时,男性卖淫业大概已经有女性化的现象 — 明代确实如此,扮女装与清代的全男班戏曲有紧密的联系。演旦角的少男用女性艺名,京剧大师梅兰芳便是一例。此外,世俗要求大多数男宠娈童具有女性化的举止。
虽然扮异性被视为一种模糊的妇女解放手段,是社会上层狎玩相公的风雅之事,但由于许多人把它看成是乱伦,所以也有伤风化。这是女性过度独立、男性地位卑下的表征。给 男子赠送妇人的衣裳是莫大的侮辱。古代文献频繁地提到人或动物的变性,而且言之凿凿。其中包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谶纬书”和志怪小说,还有男子怀孕的道教传说。此类资料中,雌化雄暗示着篡位或女强人的出现,而雄化雌则是为噩兆,预告王权将落入后妃、宦官、昏庸宠臣手里。
宗教上的“变性”有个趣味盎然的例子,晚唐原本是男性的菩萨变成了女性,最终成为送子观音。这个转变,可能是受到笃信佛教的武则天的影响。
资产阶级“道德观”所带来的沉寂:20世纪20至80年代末
1911年清朝灭亡,传统习俗、文化的大片领域亦随之消逝。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与日本造成的国耻之痛,导致知识分子和政客鼓吹全盘西化。五四运动肇始了胡乱模仿西方之路,传统道学的枷锁只不过为小资产阶级禁欲思想所替代而已。20世纪30至90年代之间,中国舶来西方医学、精神病学对同性恋的憎恶,造成了非主流性爱文化和现象完全不能说出口的局面。
然而,传统的态度与风俗仍存续了一段时日。京剧相公行业残存到1920年代。上海、天津的男性卖淫业到1930年代仍很活跃。欧洲不少同志认为中国比故乡要宽容得多, 20世纪早期前来定居。军阀曹锟蓄养了男宠李彦青。作家徐志摩、郭沫若,革命者秋瑾,以及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又名东珍)都有过同性恋经历。然而,自从西方医学、精神病学关于性的理论1920、1930年代引入中国以后,学界通盘接受了西方的归类。Homosexualität (同性恋) 这个新概念排挤了所有的古代观念,而且同性恋还被看成是“病态”、“不正常”、“性欲倒错”。以生殖为目的的性属于“正常”,其余一切属于非礼勿言的范围,必须缄口不谈,封笔不论。1940年代以降,中国大陆整整有五十年(港台有四十年)从未刊载过任何关于同性爱的科学报道。直到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才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范围中剔除出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文学科教育水准的普遍低落,再加上否认同志历史的学术界共谋,让大众遗忘了中国历史上对男风、对食的宽容。即使今天提起同志,引证的几乎还是清一色的西方或日本的人与事。时至今日,不少香港基督徒仍能与早期共产党若一丘之貉推出“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同性恋,是最近从堕落的西方引进” 的荒唐言论。虽然谈及男风、对食的文言典籍一直能以注释精微的版本作为参考,能读懂这些书的现代中国人很少。只有白话色情小说、话本、戏曲中的性爱题材,或是被删节,甚至被禁止出版。不能完全封销的同性资料则不断被曲解为异性恋内容。
20世纪中国的憎惧同性爱实际上将同志男女打上了化外之民的烙印。1927年蒋介石独掌大权以来,统治大陆的政府都禁止任何形式的“性异常”,并利用社群孤立、同侪施压、强迫结婚以及当事人害怕暴露的心理,压抑同志性欲的表达。反同主要表现在鄙视排挤同志,执行法律迫害较少。
民国时期以及至今在台湾执行的刑法都没有明文禁止同性性行为本身。然而它还是可能担上“伤害风化”的罪名。同样接受渊源于欧洲的反同理论,而更视同性恋为“资产阶级罪恶”的苏联对早期中共影响很大。苏联1933年刑法第154条(后改为第121条)将同性性行为判五年徒刑;中国大陆则一直没有明文规定同性性行为本身是非法的,而往往冠之以含糊不清的“流氓罪”而判劳改。这种措施实际上接近清代法律控制“光棍”的“淫乱”行为。
两岸的男女同志的聚会场所都曾经(至今依然可能)是警察搜查的对象。共产党对不在其控制下的任何团体的怀疑,曾经使同志无法有组织地发展。在香港,承自英国的惩罚鸡奸的法律,直到1991年才废除。
即便如此,民国时期仍有一些带有同性爱欲意味的文学、艺术作品,鲁迅收藏的木刻中不乏此类。更诡异的是,1980年代初,《红旗》杂志封三所刊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品照片,主题虽是歌颂革命群众,却也带有几分同性爱欲的意味。到了七八十年代,西方同志运动的新闻始在港台保守、反同的大众媒体上得到微弱的传播。1983年,白先勇发表长篇小说《孽子》,描写了1970年代初台北的同志生态,在香港,小明雄则在1984年发表了《中国同性爱史录》,对同性恋乃是“西方罪恶”的谬见予以反驳。
1989年,香港首次举办同志电影节。影展策划人、剧作家林奕华摒弃当时带有疾病、负面意味的“同性恋”,改用“同志”一辞,以表指非主流的恋爱者的社群。“同志”一概念包罗甚广,涵盖了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甚至拒斥父权模式的异性恋者在内。“同志”这个与自我解放、争取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名辞,1990年代初传播到台湾,1990年代末逐渐传入大陆。
在大半个20世纪,变性欲望和同性恋都背负着一样的污名。1983年,中国进行了首例有案可稽的由男变女变性手术 。广为媒体报道的金星曾经是军区歌舞团芭蕾舞男演员,有上校军衔。1995年,他接受了变性手术,现在是上海芭蕾舞团的明星,以女舞蹈家的身份蜚声国际。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80年代末至今
中国政治传统受到两千年专制的影响,强调折衷,力避针锋相对。因此,中国初生的同志运动必须与当局合作。迟至1990年代末,运动(而不是文化)的观念,即使在活动分子看来,也是问题多多的。然而港台随后有了可观的进步。港台商业同志活动圈很早就发展起来。同志们并且成功组建了自己的团体,还设立了自己的传媒。台湾的民主(尤其在2000年反对党党魁陈水扁当选地区领导人后)使争取婚权、反对恐同的同志政治运动得以公开、自尊地进行。
香港成立了许多同志组织,有的致力于预防艾滋病,有的探讨宗教、政治、文化议题。1990年代中叶,同志出版社华生书店和同志书店田园书屋一度创办,但现在均已结业。香港同志运动的领袖周华山,曾经努力使同志运动适应中国文化与社会现实。他鼓吹适时妥协的策略,但同时投身于“将主流同志化”的运动方针。然而,同志运动在香港遭受了一些挫折。周华山和同志出版商卢剑雄已经退出同志运动舞台。
台湾是唯一的华人民主社会,现在已经取代香港,成为同志运动的中心。1990年代,同志文化包括理论、文学与电影都蔚为风尚。新世纪伊始,彩虹旗在台北同志区—公馆到处飘扬。2003及2004年,同性婚姻的议题引起了辩论。然而,一股反同的美国式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在台湾政坛愈见活跃,值得警惕。
虽然在同志运动方面,中国大陆要落后于港台,但是红旗下的头三部关于同性恋的著作(李银河、王小波著《他们的世界》;张北川著《同性爱》;方刚著《同性恋在中国》)终于在1990年代初出版。 1997年邓小平辞世,开放已成为时代主流。关于同性恋的报道则在1990年代末期开始在官方报刊上露面。2004年,官方电视台开始播出关注同性恋和艾滋病预防的节目。这些进展表明,执政高层对此逐渐采取了趋于开明的态度。1997年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时,新定《刑法》取消“流氓罪”罪名,如今针对“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第三百零一条不能再惩罚两个成年男子私下自愿进行的性行为。这个修改标志了一个新时期的开始。2001年,又出现了另一个突破:中华精神科学会将同性恋从其精神病诊断手册中删除。
从1990年代起,中国的各大都市的同志商业活动场所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目前在沿海较发达地区的一些县城也已初具规模。如今省城,通常会有几家较大的酒吧、舞厅或浴室专门服务同志顾客。大陆第一部公开的酷儿杂志《同心》创刊于2003年。另外,因特网的兴起也催生了一种觉醒,助长了同志运动的精神。2004年为止中国大约有300个网站向同志们提供全国性的交流网络,刊载的信息包括个人广告、全球酷儿新闻、文学、场所广告及艾滋病预防信息等。政府似乎终于抛弃了对艾滋病预防的鸵鸟政策,转而认识到对于教育性工作者及同志人群来说,基层组织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地方的艾滋病预防项目与同志组织之间有了合作的可能。
在男同志HIV感染数量明显增长的情势下,政府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把接近同志社群作为公共卫生政策来实行。与地方官员、政府机构或国外非政府组织合作良好的同志团体被地方政府承认为“民间组织”,但是法律上的正式注册依旧门槛很高,难以实现,这也阻碍了这些组织的发展。然而在中国,相对的包容总是要求政治上的服从。况且,不论在大陆、港台、华侨华人社区,社会上的反同情况仍屡见不鲜。对于中国同志,压抑最深的一件事可能要算异性婚姻的传统义务。绝大部分中国同志都结了婚,过着不幸的双重生活。
中国同志运动的前景看来是光明的。当然问题仍然存在,比方传宗接代观念还在延续 (假如两个男人生得出儿子来,便毫无问题),也不能确知政府对权利要求会有何种反应。道德概念非常奇特的基督徒在港台影响愈来愈大,并在大陆几乎不受限制。他们不讲仁、义、礼、智、信,主张荒唐禁忌,只管排斥异己,包括所谓“反常者”,也对中国同志的未来大业构成了潜在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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