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湾同志小说中的亲情模式

深海阳光

（作者：莫陌 来源：西祠胡同）

从白先勇的《孽子》开始，台湾同志小说似乎正式登上了台湾文学史的舞台，从隐匿的背面走到接受品评的最前端。同志小说中，不可避免地要论及家庭对待同性恋问题的态度，家庭往往是社会最基本的参照，从《孽子》中的父权社会，到现今台湾越来越多的新潮同志小说对于传统家庭模式的解构，亲情模式也经历着和社会同步的发展与变化。




一、强势父权母权的暴力因素

白先勇花10年时间完成的长篇小说《孽子》，在同性恋话题还讳莫如深的时代里，体现出强势父权社会的影像，小说中的主角们，似乎都有一个强势并且粗暴的父亲或兄长。

李青、王夔龙、傅卫的父亲，都以老式军人的形象出现，无论现今地位如何，在他们心中，都有曾经或者现有强势权力的优越感，并且期望将这种父权社会强势的优越感通过儿子们传承下去。

“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①]阿青父亲的这番嘱咐，流露出一个老式军人曾经的骄傲，他不承认现时的落魄与失败，把父亲对儿子的全部期望寄托在一枚旧勋章上——父亲没有完满的故事，必须由儿子来传承。“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继承他的志愿。”[②]对于阿青父亲来说，传统父权的念头一直保存。因此，他在生活中，也处处保有这样的做派，无论是对阿青还是阿青的母亲，他一直保持一家之主的形象，并且拥有绝对权威，不许他人丝毫侵犯甚至是轻微触碰。同样，对于王尚德和傅老爷子，高层社会地位决定了父权意识愈加浓厚，对于儿子，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儿子未来的成长，在各自心里，也有更宏大的规划。

不能说《孽子》中的父亲缺少对儿子的亲情，正是因为他们的爱太炽热，对儿子的期望值越大，自己遭受的幻想泯灭也更甚。当代表父权的军人父亲，目睹自己的儿子闯下弥天大祸，不仅要饱受失望的折磨，还要忍受扎根已久的社会心理优势倒塌带来的不安与惶恐。一边是儿子偏离正统人生轨道，一边是自己深信的信仰倒塌，对于父亲们，这是父权社会本体和继承体同时毁灭的最大灾难。老旧单一的心理状态无法承受，也正是由于单一的父权优势心理毁灭，使他们作出了类似的抉择——将儿子赶出门。阿青被父亲挥着生锈的老枪——这也是父权社会倒塌的意象之一——赶出家门；王尚德对儿子阿龙叫着：“我在世的一天你不许回来！”，一面却给他安排好在美国的生活，父子情犹在，只是父权社会容不得他；傅老爷子回绝傅卫见面的最后要求，他不是刻意将儿子推上死路，只是他自己的社会已然倒塌，他亦需要给自己时间。

倒塌的父权社会废墟仍在，废墟这边是被误解的儿子们在“只有黑夜，没有白天”的边缘世界里经历苦难，废墟那边是年迈的父亲们在愤怒与懊悔中度过凄凉晚景。

吴敏的父亲在台北监狱坐牢，张先生对于他有一种父的诱惑，同时张先生也替代了强势的父权，控制着吴敏的生活与思维。老鼠自小没有爹娘，在哥哥乌鸦家中长大，乌鸦对于老鼠来说，亦是一种被替代了的父权。小玉虽然有父亲，但是思维中存在的父亲形象，对于小玉来说，更多是想象中的温情与期待，在他的生活中，取代了父权强势力量的，是继父山东佬。即便是孤儿阿凤，也有天天教训他的神父们作为父权的象征。这种替代的父权，并没有父亲天生的温情与责任，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父权的印象常常与暴力干预相联系。这种暴力干预的起因往往不是父亲期望的毁灭，而是父权遭到对峙，一旦他们有些许不顺从，或者说违背了父权社会制定的法则，父权社会的权威便会通过暴力显现出来。




同《孽子》一样，杜修兰《逆女》里的亲情关系也是一条不得不提的脉络。所不同的是，《孽子》以父子矛盾为中介体现父权社会的影响，而《逆女》中，则是一种逆向的母权引力。《逆女》中的父亲亦是军人出身，却并非是家庭中主要经济来源，因此父权被经济颓势瓦解。在丁天使的家庭中，母亲因为一家杂货店的存在成为家庭中唯一的强势权威。大约是因为性别原因，女性的权威往往要比父权淡薄，丁天使的母亲虽然也有暴力的影子，但因为社会地位不高，文化程度亦很低，因此在心理上，对于自己权威的维持，只是通过钱和那间小杂货铺，缺乏社会地位的认同与要求。因此丁天使的母亲总有一千一万个理由无理取闹，没人能跟她争辩什么，别人永远是错的，而她永是远是对的，受欺负的永远是她，但其实在她的内心却有着无限的怨。

丁天使的母亲并不视同性恋为洪水猛兽，因为当女儿被学校开除时她都不曾弄清同性恋为何物。《逆女》更多强调的是家庭环境，尤其是母亲对女儿的毕生影响，及苍凉无奈的宿命际遇。丁天使从小生活在母亲跋扈、专横强权的淫威之下，这种相处模式下的母女关系中呈现的母权强势，导致惊恐、不安与怨恨如影随形始终缠绕着成年后的丁天使。即便早已搬出家中，却逃离不出童年强势母权的阴霾。丁天使与母亲，除了在生长期被塞给一件胸衣，泛过丝许别扭的亲情，两人之间的怨怼、咒骂、厮打构成母女间永恒而唯一的主题。罹患癌症的丁天使渴盼与母亲的最后一面，远远望着母亲，母亲自言自语依然是多年不曾翻新的恶言恶语。一对亲人就这么在绝望中擦身而过，连死亡都没有回归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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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弱势家庭成员的相互理解与扶持

与父权母权的强势相对，是家庭中其他弱势群体与同志小说主角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家庭中处于经济高位，或者说支撑整个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家庭成员，往往以个人意愿代表整个家庭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并作出相应代表家庭整体的表态和行动。但是，处于弱势的家庭成员，却往往更能理解同志小说中的主角们，至少是并不显示强烈反感，甚至偷偷给予一定的扶持。

《孽子》中小玉的母亲，作为红颜已逝的妓女，生活上不得不依靠山东佬，当小玉被山东佬毒打时，她没有地位更没有能力将儿子留住，只能尽力用自己的身体拦住山东佬打向儿子的铁链。她明白儿子所作不容于当时社会，因此“把我（小玉）的衣服打了一个包袱，一条金链子套在我脖子上，对我说道：‘走吧，等他回来你就没命了！’……”[③]并且总趁山东佬不在家时，让小玉回家打打牙祭，疼爱之情溢于言表。小玉的母亲懂得“那种事”的性质，也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此事的态度，“其实山东佬对你本来也不错的，也难怪他，你做出那种事来——”[④]可是，这事情相比于和儿子之间的亲情，并不算什么。她默认了，也理解了，不过问小玉现今的生活方式，只是单纯的希望儿子过上好的生活。“她（小玉的母亲）跑到供案那边，将案上供着的两盘红龟稞一共八枚，倒到包袱里，打了两个结才拿去给小玉，挂在他手臂上。我们走出大门，小玉母亲打着赤足又追出了两步……”[⑤]这样的细心与急切，背着山东佬的关爱，是作为家庭中弱势成员，对于在整个社会中弱势人群的同情与偷偷扶持。




《逆女》中的天明，与天厚相比，他是母亲不爱的小儿子，从小和姐姐丁天使相依生活，在心理上，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正如《逆女》中所言“他（天明）早知道我们彼此间的关系，长久以来，我们俩的关系在妈的绝对极权下逐渐疏远，但是我们总能毫不嫌弃的包容对方的黑暗角落，所以他不会拿异样眼光看待我的朋友，而我亦明明知道他不务正业，却一次又一次心甘情愿的让他把我的薪水骗走，两人那种不明原因的愧疚与怜惜，大概是同样失去美好无忧的童年的背景，让我们学会把彼此缺憾归罪成难堪往事的一种补偿心理。”丁天明并不把成为同性恋者的姐姐作为异类，因为在童年的生活中，他们曾经共同经历过被母亲和哥哥鄙夷的心理压力，在他心中，姐姐只是和自己一样，放弃对生活的追求，漠然社会——其实是母亲的象征——的存在。因此本着他对一切事件的看法，他不过问，也不惊奇，只是静静忍受甚至是漠然地生存在被挤压的生活圈子里。[⑥]




而丁天使对于父亲，则更多同情。父亲的权威一直是不容外力介入的，而天使母亲的嚣张跋扈与父亲的畏琐无能则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天使的记忆中，父亲永远是畏畏诺诺的，只有在将薪水交给母亲时，父亲的脸上才会显现出一种证明自己为一家之主的喜悦。然而事实结果却不然。在所有家庭成员中，父亲是唯一对天使上大学的事，感到最高兴的。在对友人介绍时，总是以“这是我女儿，那个读大学的。”来介绍。父亲深深以天使为荣的情绪表露无遗。天使感动于父亲对她的关怀，阖闭已久的心终对父亲缓缓开启。母亲的淫威与不断胡搅蛮缠，让父亲的尴尬与丁天使的生活似乎有了不能割舍的关系，丁天使作为整个社会群落中的弱势，对压抑已久的父亲，也有更多的通感，并且，自然地拉近与父亲的关系，进而与父亲成为“同谋”，将父亲送回到他可以拥有自己地位的地方。不知道，在这样的过程中，丁天使是否也把父亲的成功“逃脱”看作是自己逃离社会，到达不受歧视挤压的幸福彼岸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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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避让话题式的“容忍”

《荒人手记》中阿尧的母亲属于比较特别的群体，他们在社会中家庭中习惯担当沉默话语的成员，对于不能接受的事物，就用鸵鸟的方式来避让。他们对于家庭成员中的同性恋行为，既不明确表示支持，也不明确表示反对，只是希望生活如往常不被打扰，选择避让话题来“容忍”。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合理法的，但是不会采取暴烈的方式处理，只是静默等待他们意识自觉地觉醒，“妈妈唯一系念阿尧还未认罪悔改，她的后半生只为了阿尧能够信主。”[⑦]这样的信念支持“妈妈”的生活，而在行动上却未见。大约和“妈妈”身为日本女性有关，传统的接收和遵从让“妈妈”没有抗击的习惯，“日本人妈妈，台湾人媳妇，她会括引犹大书说，男人将他顺性的用处用在逆性上，将被抛入刑火中。”

在阿尧不断带来同性朋友的时候，她主动避让，用避让给自己留一些自尊，也似乎通过避让可以使自己不用思考这样的事情。“尽管妈妈痛恨那些电话里来找阿尧的男人，一概回绝，也是客气的语法说，对不起，他不在。”痛恨却不能表露，“妈妈”的痛苦在于她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因为她的社会地位和家庭习惯告诉她，她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妈妈”亦是社会中弱势的群体，比阿尧一般同性恋者更加低微——至少在她自己看来，她没有权力鄙视他们、驱赶他们。

“阿尧带情人回来，她谦逊退出家门说是去购物。挽着草履虫水藻暗纹的提袋，或到教会帮忙，或搭十五分钟电车去稍远的立川，在高岛屋吃点心和抹茶，在伊势丹超市七点打烊前购得杀落半价又新鲜的鲑鱼刺身。她满载而归，补充了一冰箱的百威啤酒。她蜇伏楼下，掩着隔扇偏安一隅，听见脚步杂沓下楼，阿尧偕伴进来房间翻冰箱找吃喝。她开着很大声的电视是为告诉彼俩，隔扇内有人，可是并不能阻止他们狎闹不散。妈妈非常，非常痛苦，匍在叠上喃喃祷念。有时一夜，有时二三日，直到陌生男人离去，她才出蜇登楼，消毒瘟疫般把房子狠狠清理一遍。”避让并不代表容忍，“妈妈”好像沙漠中的鸵鸟，避让不见的态度，似乎可以忽略事实的存在，没有当面碰见，亦就是没有发生，那么“妈妈”的儿子依然是好儿子，“妈妈”亦似乎可以安慰自己。残留的可怜自尊同逆来顺受的习惯，让“妈妈”在“客气”的“避让”中痛苦，她希望信仰可以解脱自己，也可以解脱“未认罪悔改”的儿子，同时，她也毫不犹豫的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消毒瘟疫般把房子狠狠清理一遍”。可是在“妈妈”身上，依然有矛盾，她会补充一冰箱的百威啤酒——给儿子还有陌生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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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类传承性的亲情

曹丽娟的《关于她的白发及其它》中，叙说家庭中与父母以及三个哥哥的故事，亲情并不作为炽热的感情来叙述。由于六岁那年冬天母亲离他们而去，因此费文生活只有男性成员的家庭中。哥哥们于费文，是性意识的启蒙者，他们并没有当她是女性，因此，对她的教育，并不显现兄长对待妹妹的责任。“（费文）从小捡她哥的汗衫裤子穿，一样去理发店，他们跟人干架的时候自然也没忘了带她去见习。还需要怎样？得来全不费工夫，十八般武艺直接师承父兄，小学三年级开始跟她哥学泡妞，四年级，替他们跑腿买烟，杂货铺散支零售新乐园，没滤嘴的，偶尔他们也赏她一管。她头一回吸烟呛个半死，憋得满面通红眼发直，她大哥擂她胸口一拳：‘几岁了烟还不会抽！’”[⑧]因此，长成后的费文，自然的成为女同性恋中扮演较男性的一方。而这样的成长必然，似乎还来自于血缘的“遗传”，母亲是同性恋者，在费文六岁时，为了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而离开家庭，而三哥亦是。家庭，缺少必要的爱情维系，敷衍存在，因此费文成人后也是比较冷漠甚至不羁的处理同性关系。在曹丽娟的小说里，家庭的存在并不是阻碍同性恋群落的障碍，而是叙述这种群落合理来源的继承性，以及家庭对于同性恋者成长的重要影响，童年的生活虽然在当时并无显见影响，但对于成长了的他们，却依然是阴霾，极大的影响着他们对感情对生活的处理方式和心理状态。

而陈雪在《蝴蝶的记号》中，似乎更刻意安排了这种亲情模式的传承性。小蝶面对父母与社会的不认同，毫不反抗的与自己的同性恋人真真分离，听从父母的安排，“我（小蝶）毫无选择余地的放弃了真真，搬到爸妈安排的地方，接受他们安排的男朋友。”[⑨]起初父母的形象依然以传统的权威家庭模式出现，他们拆散异于常人的恋爱关系，用家庭的巨大影响为女儿安排她应有的生活——尽管这样的例子到最后都是悲剧收场。可是后来，却出乎意料安排小蝶的性取向有了合情合理的“继承性”。小蝶的母亲因为爱着一个女人终于要求离婚，在表面的和谐下，小蝶的母亲背负着无限的压迫，不断的压抑自己真正的声音，逆来顺受，成为异性恋机制下好妻子、模范母亲。可是这模范母亲有一天竟突如其来的提出离婚的要求，不愿再忍受与父亲一起生活。强势正统的母权形象被解构，正统的家庭解体，也意味着传统社会思维习惯的解体。当小蝶的母亲带着一个女人来看小蝶的时候，传统社会的正统形象被彻底打破，每一代人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这世界没有什么绝对的正确与绝对的必然。，传统的亲情模式也随之轻松瓦解。







有人将台湾的同志小说的叙事策略分为三个阶段：“解禁前以白先勇为代表的编织传奇故事的古典写法；解禁初期以朱天文、邱妙津为代表的注重心理意识流动的内心独白的写作；世纪末以陈雪、纪大伟、洪凌为代表的“新感官”书写。”[⑩]按照如此分期的时代脉络，家庭亲情也逐渐在同志小说中占据越来越少的比例，或者说，越来越少的体现传统“家长”权威式样的亲情关系，亲情不再成为一种固然模式存于同志小说中。亲情模式越来越丰富体现同性恋者家庭生活中的关系。亲情关系表现地一再退让，同性恋者从最初自我放逐和社会放逐，也逐渐演变到被接受、被关爱，甚至是被逐代继承并且一直传承下去，发展出多元的心理状态和生存模式。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同志小说中的亲情模式，不仅代表了社会对于同志问题的态度变迁，也同时体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书写同志小说的作者们，对于台湾社会的认知和理解。

深海阳光

参考文献：

著作目录：

1、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 花城出版社 2000年4月第一版

2、 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 花城出版社 2000年4月第一版

3、 杜修兰：《逆女》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7年

4、 朱天文：《荒人手记》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97年

5、 曹丽娟：《关于她的白发及其它》 （“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ollar.net）

6、 陈雪：《梦游1994》 远流出版公司 1996年

论文目录：

1、 罗显勇：《台湾同性恋小说叙事策略的变迁》 《华文文学》2003年第4期

2、 黄慧凤：《<蝴蝶的记号>——陈雪欲望羽翼的飞翔》 淡江大学中研所

3、 刘亮雅：《同志文学》讲座报告整理（王睿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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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 花城出版社 2000年4月第一版 P41

[②]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 花城出版社 2000年4月第一版 P41

[③]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 花城出版社 2000年4月第一版 P85

[④]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 花城出版社 2000年4月第一版 P142

[⑤]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 花城出版社 2000年4月第一版 P142

[⑥] 杜修兰：《逆女》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7年 P251－P252

[⑦] 朱天文：《荒人手记》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97年 （以下皆同）

[⑧] 曹丽娟：《关于她的白发及其它》

[⑨] 陈雪：《梦游1994》 远流出版公司 1996年 P178

[⑩] 罗显勇：《台湾同性恋小说叙事策略的变迁》 《华文文学》2003年第4期

李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