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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患上ADIS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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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尘奇侠 Lv3 Ran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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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04-20 23:02发布于 04-20 23:02 较早前 |只看该作者
今年的4月7日是第55个世界卫生日,4月7日至11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倡议下,全球多个国家的卫生部门和相关机构均积极开展了以“城市化与健康”为主题的活动,探讨在全球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人类即将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健康威胁,包括暴力、慢性疾病以及如结核病和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风险增加。为此,中国各大城市的卫生部门,包括各地的卫生局、医管局以及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和机构也都积极响应了本次世界卫生日的号召,通过义诊、健康咨询以及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市民宣扬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

正好这时,本报《心事》热线意外接到了一位艾滋病感染者的求助,声称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经过记者和心理专家的合力开解,这位求助者最终放弃了轻生的念头。采访即将结束时,这位求助者表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诫更多人:关注和预防艾滋病绝非随口说说就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紧急求助:我想自杀

“我想自杀,但在自杀前,我想跟你聊聊我的经历。”4月14日晚上9点过,这样一条短信赫然出现在记者的手机上。“也许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只想对你说出我的一切,我觉得活着真的没意思。”连续的几个短信接踵而至,让记者不由得着急起来。发信息的人究竟是谁?他?还是她?是什么样的困扰让他(她)竟然对生命都失去了信心呢?

记者追问多次,获得了求助者的基本个人信息:杨峰(化名),男,37岁,都江堰人,目前没有工作。至于为什么想自杀,杨峰在短信里含糊地说,因为自己“得了绝症,所以觉得活着太累了”,便不愿再继续深谈下去。

几经周折,4月15日下午3点半,在成都浣花溪公园,记者终于见到了杨峰本人。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见到记者时,有些羞涩地打了个招呼,杨峰介绍说,这是他的一个朋友。

眼前的杨峰,并不像记者之前想象中绝症缠身、万念俱灰的样子,165厘米左右,身材微胖,平头,上身穿一件白色体恤加黑色运动外套,下穿蓝色牛仔裤和一双白色运动鞋,耳朵上还别着一副白色耳机。除了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忧郁外,他和任何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没什么区别。

连续下了几天的阴雨,难得这天阳光明媚,正是成都人最喜欢的晒太阳的天气。一行三人走进了杜甫草堂旁一个露天的茶馆里,哪知杨峰却径直走到了最里面,找了个阴暗靠边的角落坐下。刚一落座,杨峰便开门见山地告诉记者:“我是一个同志(同性恋者)。”没等记者反应,他接着说:“并且已经被确诊感染上了艾滋病。”

杨峰的话一出口,一旁他的朋友也吃了一惊,有些担忧地说:“你连这个也要说啊?”杨峰苦笑了一声:“我现在都走到这一步了,还有啥好怕的嘛!”

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杨峰自顾自地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为孝结婚妻子遭遇冷暴力

“我从小就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杨峰说,打从十几岁开始,他就发现自己和同龄人不一样,“别人都喜欢女生,但我却对同性比较感兴趣。”由于家在都江堰城郊,再加上父母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杨峰的这个困惑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22岁那年,他偶然从一本书上第一次知道了“同性恋”这个说法。“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明确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但尽管如此,迫于社会、舆论等等各方面的压力,杨峰始终将自己是同性恋这个秘密深埋在心底,“直到现在,我家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晓得这件事。我不可能说出来,也说不出来。”

1994年,经不住父母的不断催促,杨峰和当地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女人结婚了,婚后不久就有了自己的儿子。杨峰说,自己曾经的那段婚姻生活其实过得相当压抑,唯一让他开心的就只有儿子的出生:“一个是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当上了父亲,那种感觉确实还是很欣慰的;再有就是觉得对老辈子有了一个交代了,也算是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

儿子两岁时,由于受不了杨峰长期的婚内冷淡,妻子提出了离婚。考虑到自己对妻子造成的伤害,杨峰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儿子的全部责任。离婚后前妻离开了都江堰,到外地打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晓得我们已经离婚十多年了,别人都还以为我老婆一直在外地打工,实际上她早已在外地结婚生子了。”

而直到现在,杨峰的前妻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前夫是一个同性恋者,“她可能有所怀疑吧,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沟通过。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东西。”说起前妻,杨峰的语气里流露出些许的愧疚。他告诉记者,不少同性恋之所以选择与异性结婚,大部分是为了家人。再者,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接受度也很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同性恋就是变态,一旦你公开了这个事情,你就会被所有人唾弃。那种滋味真的比死都难受。”

爱上他地震击碎美梦

离婚后,杨峰一边上班,一边照料儿子。“那几年日子过得很辛苦,而且还经历了母亲去世和父亲再娶,家里面的压力很大。”杨峰说,母亲去世后不到半年,父亲就又娶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女人,而自从后妈进门,一家人就开始纷争不断:“争地,争房子,我把在我的宅基地上修的房子给我父亲住,但我那个后妈坚决要有产权,最后闹得只有上法院,官司打了好几年。”

杨峰说,正是因为这场官司,尽管他住的房子与父亲就只有一墙之隔,但父子俩却早已形同陌路:“见了面招呼都不得打,我喊一声爸,他都不得理。”说到这里,杨峰颓然叹息了一声。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工作较忙,又官司缠身,再加上还要照顾儿子,杨峰的感情生活一直处于空缺当中。直到2002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杨峰通过网络认识了同志圈内一个比他小四岁的男人。“我们很谈得来,彼此都觉得很合适,他还专门为我搬到了都江堰来住。”从那之后,杨峰觉得自己的生活又有了一丝光亮。他原本打算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和“爱人”一起生活下去,但2008年5.12大地震,杨峰的“爱人”却不幸遇难,这让他悲痛万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六年,当时我们还一起存钱,打算买房子的。”回忆起地震时的惨状,杨峰的眼中似乎有泪光闪现。“地震之后,他的父母赶到都江堰,我把我们一起存的八万块钱都给他父母了,我一分钱没留。”

自暴自弃艾滋恶梦找上他

此后,杨峰的情绪再度变得极其消沉,孤独、压抑、绝望,巨大的无助感几乎将他吞噬:“我特别害怕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一个人形单影只,身边连能搭句话的人都没有。儿子在读书,而且他那么小,我不可能让儿子知道我的情况。”

“那个时候我就有死的念头了,但是一想到自杀还是觉得有点恐怖,自己始终下不了决心。”

抱着一种自暴自弃的心态,杨峰从2009年开始混迹于成都的一些同志会所和洗浴中心,刻意寻求刺激,放纵自己。当年年底,杨峰便觉得身体有些不适,在一个朋友的劝说下,他到医院做了艾滋病毒的检测,检测结果让杨峰顿觉五雷轰顶:显示结果呈阳性,他被确诊患上了艾滋病!

“以前我也想过,如果不采取安全措施,可能会感染上艾滋病,但又转念一想,染上就染上了嘛,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但当他真正拿到艾滋病确诊单时,有那么一瞬,杨峰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真的完了,除了等死,我的人生还有啥子意义?”

2009年的最后一天,除夕之夜,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欢度春节,杨峰独自一人蜗居在一个朋友的出租屋里。“我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高烧烧到将近40度,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连给我端杯水的人都没有。儿子去他妈妈家过年了,大年三十都没有给我打一个电话。”说到这儿,杨峰的眼圈又红了。“我真觉得活着太累了,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注定就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纳。”说这话时,杨峰感激地看了旁边的朋友一眼,然后告诉记者说,要不是有这么一两个知己劝他,可能自己早就“自杀了无数回”了。

为求父爱

无知染上AIDS

一直坐在杨峰身旁的小伙子对记者自我介绍说,他叫张波(化名),26岁。“我们是在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QQ群里认识的。”这话让记者吃惊不小,原来,张波也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

张波身高175厘米左右,长相清秀帅气,表情干净,谈吐间甚至有些羞涩。杨峰说,他和张波并不是“那种”关系,只是“真正的忘年交”。

张波大学文化,以前就是那种最正常不过的男生,不逆反,不出位,“一直是一个正常的异性恋,大学时候还耍过一个女朋友。”大学毕业后,两人因为各种原因分了手。近几年,张波相继遭遇了妹妹和父亲突然离世的痛苦,这让一向听话爱家的张波感情上非常难以接受。

痛苦当中,张波希望借某种方式麻痹自己,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通过网络首次接触到了“同志”这个圈子,

张波说,进入同志这个圈子,其实总共也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最初就是好奇,而且我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比我大十多岁的。”记者问,是否是想从那些人身上寻找到已经去世的父亲的一些影子?张波想了想,低头说:“也许是吧。”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两个多月时间,竟然就让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才二十多岁的年龄,许多美好的生活还没有展开,生命竟然就这样迅速地坠向了深谷。“我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我的母亲。”张波眼圈红了,经历了妹妹和父亲的先后去世,现在的他可以说是和母亲相依为命,“现在这种情况,我只希望我能活得比母亲久一点,可她今年还不到五十,我也不知道我能活到什么时候。”说完这话,张波和杨峰同时叹了口气,然后一并同时陷入了沉默当中,脸上流露出极端茫然和无助的神情。

成都蓝色港湾心理咨询中心心理专家朱文波:

对于如何才能打消求助者的自杀念头,朱文波认为,首先要让他们认识到同性恋行为并不可耻。“随着科学和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同性恋产生原因和背景,能够接受和理解。现代心理学研究早已不将同性恋人群视为变态,相反,他们只是性取向上和多数人异性恋有偏离,但这些人群所有的人格、尊严、情感和我们正常人无异,甚至于很多人都天分颇高,也可能在各自领域中有很好的建树。”



不过,朱文波同时也指出,男性同性恋人群有一个重要的隐患,就是性的随意性很高,这是艾滋病高发的原因所在。“他们很不幸,为自己性的随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他们的绝望主要来自对疾病本身的了解有限,应多渠道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认识到目前对于艾滋病的治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发展出了很好的综合疗效,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治疗和寻求自身发展应该同时进行。”

最后,朱文波建议杨峰和张波“放下心理包袱,积极配合治疗,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有努力的付出,同时严谨对待自己的私人生活,是可以回归于正常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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