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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上大一。我们每个班安排有两个出身不好的人，一个是地主富农，一个资本家后代，刘捷是富农子弟，显得比别的同学忧郁和内向得多。我当时是班干部，觉得他很可怜，不自觉地走近他。”64岁的退休教师钱方明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中写下他经历同**的第一段感情。45年前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的特殊时期，钱的人生随着共和国这段非常岁月跌宕起伏。与同龄人不一样的是，钱由于自己的同性性指向尝到了更多的人生况味。
红色年代的初恋
“大一署假，我们俩都没回家，整个班级就剩我们两个人，我就以‘聊天方便’为由搬到他的宿舍住。半夜时，我摸到他的床上要求和他一起睡，他把我推下去说‘两个大男人，这像什么话？！’”钱的好意受到刘的坚拒。在那个红色专政年代，当年的红小兵们口中呼喊的除了革命口号，还没有“同性恋”这个词，刘以为钱年青血气旺盛才如此下作，便劝他找女朋友。
这个夜晚在这个内向的男孩子心里留下阴影，对平日宽厚朴实的班干部，刘心中多了几份警惕，钱任何走近他的迹象都会被刘理解为不怀好意。刘拒绝钱试图进一步的靠近。“有一次，我去他宿舍拿蓝球，他以为我是去找他，刚走到门边，他就把宿舍门猛地一撞，‘砰’的一声，门撞在我额头上，撞得我天旋地转。从这时起，我才真正感觉到了他对我的敌意。”钱人生中第一次向同性示爱落此下场，这使他的内心受到伤害。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星转斗移，那场红色革命的火焰已落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当年的这两个同学已从一个懵懂少年成为一个耋耄老人，而这个给他的同**上了第一课的刘仍留在记忆深处，他希望知道这个对彼此产生伤害的人如今在哪里。2001年，钱通过其他同学之手，辗转找到刘的电话，并得知刘现在已是内蒙古某市厅级干部。“我想找机会给他说清楚，化解开当年我们心中的结。我给他打电话和寄照片，也给他介绍些北京的业务。但他好象有意避开我。”刘婉拒了刘的来意，这段难解的心结似乎永远留在两人的心中。
婚姻的理想价值
1969年，被打成“516反革命集团”的钱被下放到河北某小县城工作。他的特殊身份使他在这个小城里颇引人关注。而更令外界传说纷纭的是钱迟迟不婚的年龄。
钱的婚事终于在他34岁那年有了眉目。钱老家的表嫂在大连为他物色了一个年龄相当的未婚女芳。值得媒人夸耀的是，这个“老姑娘”是名中共党员，而且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副科长。在表嫂眼里，这桩婚姻对钱来说极为合适，她最为强调的好处是，钱和这个女人结婚后，芳可以通过关系把钱调回大城市。“我听了当然高兴，离开这个贫困封闭的小县城是我梦寐以求的。”钱对这个婚姻充满幻想。
在表嫂的安排下，两人很快见了面。大学生在那个年代极为罕见，钱的这块金字招牌无疑增加了女方对他的期望的砝码，芳对这桩婚姻表现得更为积极，但这似乎很难提起钱的兴趣。“没什么感觉。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我只是找到可以结婚的对子了。”钱在大连只呆了三天钱便返回河北小城。按照媒人拟定的程序，二人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
然而，钱内心深处对女人存有厌恶，距离成为钱不回家的一个借口，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两人仅保留着书信交往。“我对她根本找不到相爱的那种感觉。我们就像汇报工作一样写信，从不谈感情。”钱对芳的冷淡并没有减少芳对未来丈夫的热望。不久，芳催钱回大连完婚。当年的国庆节，钱向单位告婚假十四天离开了小县城。
令钱自己也没想到的是，钱对现实生活中的女人的排斥使这桩婚姻充满戏剧性。“我一见到她就感到极不舒服，我不敢想像怎样和她过日子。”一下火车的钱被芳接往她家，在勉强住了一宿后，钱以看望表嫂为由逃似地离开了芳的家。钱这时在快速地思考怎样尽快摆脱眼前的这个女人。很快地，钱又以看望他远在市郊的胞姐为由离开了表嫂家。
第二天一大早，钱称要赶回市内结婚向胞姐告辞。这时的钱已离芳越来越远，实际上，只有钱自己清楚他去向何方。“我买了当天最早的火车返回工作单位，我不想在这里多停留一分钟。”钱将自己亲手缔结的谎言留给身后的那个女人。
此时的芳见等待中的新郎迟迟不归，就找到钱的表嫂，被告之钱已去了他姐姐家。循着钱逃婚的路线，芳追到钱的姐姐家，但钱此时已在千百里之外的地方了。婚期被迫后推。一场宏大的人生舞剧还没开演就被它的主角戏谑地拉上了帷幕。
很快，钱单位的领导收到芳单位政治部以公函形式发出的追问钱下落的一封来信，至此时，钱的领导才知道这个“新郎”并没有结婚。“我解释说跟她闹了一场别扭，暂时不结婚了。”钱在众人面前尽量遮掩他内心深处的羞愧。
在接到钱单位领导的回函后，芳单位的政治部主任亲自找到钱所在的县城，并代表芳对钱的出走表示歉意，最后慎重地承诺将给钱与芳的婚事提供最便利的条件。这位做政治工作富有经验的男子显然将他们副科长的婚事放在头等大事的位置上。“我不得不答应他们的请求，我知道婚姻是我必须完成的一件任务。”钱不否认自己对婚姻的希望来自于社会的功利目的。
二个月后的春节，钱再次回到大连，与芳在结婚证上签了字。芳的单位兑现承诺给他们安排了一套崭新居室做新房。然而，新婚之夜并没有像所有人想象中那样给芳带来欢喜。“她躺在我身边等着我的抚爱，可是我真的一点冲动都没有，我僵直地躺在那里。后来，她就哭，细细地哭。我也特别难受。”婚姻在第一天就让两个当事人尝到了它的苦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三天，钱仍未能对身边的娇妻尽到丈夫之责，甚至等芳昏睡以后，钱挪到床边手淫，以解决年轻气盛所引起的生理反应。伴随着芳的埋怨，钱对她的厌恶也逐渐增强。黑暗中，两人各怀心思，焦虑地等待黎明，只有远处的天光才能使他们从同床异梦的窘境中解脱出来。
“我想我们已有夫妻之名了，我不能太对不起她。婚假结束的前一晚，我试着给她温存。我让她靠过来，她可能害羞或矜持，没动，又似乎在等待什么。我的一点热情忽然软沓下来。”钱最后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他已对这桩婚姻感到不安。
婚后的钱，再也没回过大连，也没有人看见有其他女人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实际上，就是连跟钱关系亲密的同性，在这个偏僻的小城也难以发现。钱明白自己其实已陷入另一种难言的愁苦之中。
就这样，和芳的婚姻在维系一年之后再也走不下去了，钱提出离婚。“哪怕稍有一点可能，我也会和她过下去的，但现实更让我的精神增加了压力。我不能太对不起她，早日还她自由也许能减少我的自责。”钱承认，他的这场婚姻离自己的最初目的已越来越远。1973年1月，钱与芳在一年前领结婚证的地方办理了离婚证。
一个女人的“药方”
离婚后的钱重获身心的自由，生活逐渐回归平静。三年后，这种平静被打乱，一个来自北京的女知青柳被外界认为是他合适的成家对象。“她人长得没啥说的，也一直没结婚。”认识钱的人都认为能娶上这个户口在首都的女人是这个二婚男人的福气--那将意味着他们将来的孩子一出生就成为吃皇粮的北京人。虽然曾经遭受婚姻的创伤，但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在钱眼里仍是一个男人天经地仪的职责，既使他不喜欢女人。
钱努力接近出现在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更为外人不知的，他试图以结婚来掩盖自己不喜欢女人的真相。然而，前妻的悲剧几乎在柳的身上重演。“我去过她家，她的父母对我很满意，留我在她家过夜。但是离她越近，我越找不到感觉。第二天，我找借口独自回来了。”不久，钱收到柳的母亲寄来的挂号信，信中指责钱辜负了她们母女的希望。钱以结婚来改变自己性指向的愿望失败。
时光转瞬即逝。1978年，钱离开了他生活了八年的小县城，被调到省会城市石家庄。他把自己的青春和二个女人的热爱扔进了那段贫穷而封闭的岁月。国家时局的变化让钱这一代人付出太大的代价--青春和事业，虽然机会终于来临，但这时，钱已步入到他的中年，他不得不修改自己的人生计划。
在石家庄呆了四年后，1982年，44岁的钱被调到北京某高校工作。钱的生活正在发生他一生中最大的变化。
1989年，那个敏感而动荡的夏天。北京高校学生汇聚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当时钱每天去天安门看大学生们的演讲，他和这些年青人们一起关心国事。在这群人中间，一个青年学生引起钱的注意，钱和这个刚上大一的学生交流着对时局的看法。钱记住他的名字叫小北，并邀请他到家里做客。
同一年，钱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返城知青40岁的荣，对时事的关注成为两人共同的话题，钱要去天安门拍照，荣便拿来一盒盒的胶卷给他。“后来我发现胶卷根本不是她说的那样从单位拿来的，而是她自己花钱买的。”显然，荣对钱的痴情已让这个中年男子得到实惠，但同时，钱觉出她是一个善于玩弄心机的女人。
钱接纳了这个女人的殷勤。6月4日，天安门广场发生流血事件，第二天一早，钱打电话给这个同好，探听新的时事消息及彼此的安危。钱的这个少有的举动让荣感到意外和感激。“她说我是这场风波之后第一个给她打电话的人。从那以后，我们俩的关系更紧密了。”这是钱关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最深的印象之一。
“6.4”风波以后，中国政治气候中保守派占据上风。北京市委决定将十八类“不合适宜”的人清理出境，钱作为当年的红卫兵，属于有“前科”的，也被列入被清理者之列。钱所在的国家部委准备将他打回户口所在地石家庄。钱将自己的处境跟荣述说以后，荣为她的“知遇之人”感到难过。“那已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你现在不是一个很正派也很敬业的教师吗？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你赶走？”荣决定帮助处于危难之中的钱。而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同钱结为夫妻，这样，给外界造成钱已在北京成家的既定事实，他才可能免于被组织遣返的厄运。出于对未来家庭的慎重，荣还请任某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姐姐赴京对钱考察。荣决定嫁给这个早已摄入她风景中的男人。这场婚姻巧妙地化解掉可能给钱带来麻烦的一场政治风波。
1990年春节，荣的父母要求将这个迟到半生的女婿带回老家哈尔滨结婚。一家人吃完团圆饭后，两位新人按照当地风俗入洞房。在荣的父母精心准备的新房，钱遭遇到荣的热情。“她紧紧地靠在我的身边，用手摸我身体上的敏感部位，但是她越摸，我那个地方越起不来。我感到恶心。”一连几天，对荣的爱抚，钱都毫无反应，荣失望之至。有关钱是“怪物”的消息在荣的家人之间流传，一种阴郁而焦虑的气氛笼罩在这个新婚之家。
按照乡俗，完婚后的钱还要把媳妇带回去见自己的家人。在大连，钱对荣的冷漠没有转变，荣由开始的怨责变为愤怒，两人的战争第一次爆发。“我大姐安排了一间单独的房子给我们住。夜里，我对那事一点也提不起兴趣，她就推开我，跳下床穿衣要走。我说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北京了再说，不要在这儿给我丢脸。”见荣仍不肯回头，钱就把她往门里拖，不小心把大姐家养的一缸金鱼给碰翻在地。鱼缸碎裂的刺耳的声响划破了沉寂的夜。此时的钱似乎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
第二天一大早，钱就买好了返回北京的车票，所有的亲戚对钱提前结束探亲假百思不解。
回去后的钱仍无法和荣圆房，这令荣大惑，她甚至以为钱背着她有另外的女人。于是，出于女人的敏感，荣对钱的行踪悄悄盯梢，结果令她大吃一惊：在同性恋者聚集的东单公园公厕里，她的丈夫和陌生男人亲密地勾搭在一起，那种热烈程度令她嫉妒和气恨。她似乎一下子知道了钱的“问题”所在。当年的国庆，荣提出离婚，但钱央求荣原谅自己的行为，在得到荣“家丑不外扬”的承诺后，钱证实了他爱恋男人的事实。“这是我第一次跟外人说我是同性恋。”钱期望以自己的“诚实”延续婚姻带给他的利好，但荣的心机让他的希望落空。“她违反了自己的承诺。她跟我大姐讲了我的情况，并让我大姐来给我治病。”荣以为只要治好钱的“病”，她便能得到丈夫的爱。钱的大姐趁着天黑在钱家对面天桥上烧了一把冥钱，算做治病的药方。实际上，当时他们根本没听说过哪里能治同性恋这种“病”。
认同自己
事实上，在荣目睹自己的丈夫与别的男人亲热的镜头之前，钱已在属于他的同性恋世界里徜徉已久。回京后的第二年，一个年青男子的出现改变了钱的命运。“我参加劳动人民文化宫定期举办的大龄男女联谊会，有一次，一个清清朗朗的小伙子走过来笑着向我搭讪。我后来知道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虽然钱对这个陌生男子的笑容感到意外，但当两双同样焦渴的目光试探性地撞在一起，一种暧昧而粘稠的气味便在他们之间蔓延开来。随着这个年青人，钱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单公园，那里，老少俊丑的各种男人组成了他们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圈子。中国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东宫西宫》描写的就是当年发生在这里的同性恋故事。钱在这里认识到更多的同类。
“我找了二十多年没发现一个同伴，我的前半生因此在茫茫苦海中度过。他的出现简直是天意，让我的后半生从此不同。”天安门广场的这次奇遇被钱视为他生命中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随后，北京城这个隐蔽的部落又多了一个族员--在此后至少六年时间里，钱成为北京同性恋者聚集的公园、浴池的常客。他痴狂地找人做爱，或者同样的人找他做爱。那些进进出出的活动中，只有欲望压抑太久之后的渲泄。钱将他在这里遭遇的人和事都记录下来，占据了他回忆录的大部分篇章。“我背着老婆在外面如狼似虎地搞同性恋，但我从没想过要找一个男人一起过日子，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在钱的心中，荫妻萌子是传统道德数千年以来奉行的伦理纲常，是公众社会的正常轨道，同性恋这种偷天瞒日的行为是“不正常”的，逾越这个轨道就是变态，是一种病。
钱仍希望自己的生活回归到“正常轨道”上去。1988年春，他找到他的老校友、时已成名的性学专家潘绥铭为他治“病”。“他认为我更适合跟男人过，让我顺从自然。我觉得他的话不可思议，两个男人怎么能像夫妇一样生活在一起呢？”钱拿大多数由男女二性组成的家庭比较说。潘的理论让钱感到失望，在同性恋的世界里，钱对自己失去方向。
不久，关注同性恋亚文化的作家王小波和他的妻子李银河找潘联系采访对象，钱被当作一个典型案例推荐给他们。“从他们那里我知道同性恋者至少占总人口的4%，而且这个数字是恒定不变的。他们是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普通人。原来我有这么多的同志！我是正常的！”王李二人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一本当时仅有的同性恋研究专著使钱认同了自己的性指向。他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
同性恋生活的“最佳模式”
小北这时已成为钱家的坐上宾，只是女主人对这个客人并不欢迎。“在小北来我家之前，我已跟她多次提到过这个人，说他对我的许多观点很感兴趣。人也老实。”看得出，钱在为小北能顺利走进他的家精心做着铺垫工作。尽管如此，小北第一次来钱家时还是受到荣的“特殊待遇”，当钱向荣介绍小北时，荣的一句“久仰大名”透出女人直觉上的醋意。待小北坐定之后，荣便以不告之假起身出门，将她自己的座位留给这个陌生的男人。夹在两人中间，钱左右圆场。
虽然受到女主人的提防和冷遇，小北还是答应了钱一个月和他见一次面的请求。荣此时真正感到了威胁的存在。“那次小北来时她正好在家，里里外外地不知道在忙乎什么。刚坐下不一会儿，她的表哥就开着面包车来，说要接我们去北京植物园玩。这个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而且她表哥怎么来的这么巧？”钱对小北和自己女人的这段遭遇记得异常清楚。小北似乎也看出这种“巧合”的不一般，借晚上有课推辞随车出行。见小北不去，钱不顾荣的反对坚决留下来“陪客人”。“后来我醒悟过来，她背着我通知她表哥来冲场，目的是不让我和小北有独处的机会。”钱对这个善用心计的女人感到厌恶。现在看来，这场婚姻，钱妻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不久，钱得到学校分给他的距离荣较远的结婚用房，他以学校事务繁忙为由从荣那里搬了出来，从此，这套房子成了钱营造自己同性恋生活的安乐窝，而他名义上的妻子被他堵在这个家之外。“小北和那个女人之间因为有这段距离互不冲突，这样，我既拥有满足社会功利需要的婚姻外衣，也拥有真实的爱人。其乐融融。”钱为找到生活的“最佳模式”感到鼓舞。
荣在等待一年多也没能成为钱真正的女人之后对钱彻底失望，钱的第二次婚姻在荣的怨恨声中解体。半年后，钱迅速地与与深圳一个女商人在另一张结婚证上签了字，作为大学教授，钱在意婚姻这件外衣的名利效应。由于相距遥远，钱与他的第三任妻子常年不相往来，这种无性婚姻正符合钱所谓的“最佳模式”。他更懒得关心千里之外的那个女商人的情感生活。
然而，命运注定了这个同性恋者在婚姻面前的失败。2000年冬，在那个女人无望地等待中，一纸离婚判决书结束了钱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婚姻，也将一份遗恨留给漂泊在南国的那个女人。“我终于明白了，和她们结婚是我这一生最不应该做的错事。我伤害了她们，也伤害了自己。我们的这一生似乎都在为别人活着。”钱数十年的坎坷经历最终使他领悟了这个道理，然而，这种代价太大，它支付了至少四个人一生不可重复的光阴。
婚姻的轮回
尽管钱的婚姻生活充满波澜，但他在婚姻之外垒造的同性之爱却保持着它的稳定。自从和小北结识以后，钱一直与这个比自己小二十五岁的年青人保持着恋人关系。他们甚至一起出现在双方家人面前，但没有人会揣测这两个年龄悬殊的男人之间存在着的某种特殊关系。
1992年，小北大学毕业，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回到老人身边，以享天伦之乐，两位老人四处奔波为小北找了份在县银行的工作，在这个普通工人眼里，这份和金钱打交道的工作足以使自己光宗耀祖。然后，小北拒绝了这份美差。是否回到他那个小县城，小北自己也很矛盾，他来征求钱的意见。“不管从他将来的发展机会，还是从和我之间的感情走向来看，我都主张他留在北京。”显然，钱在小北心中的位置超过了他父亲。
实际上，在没毕业之前，小北已按照钱事先编设好的内容向他的父母讲过他在北京市内的这位“朋友”，称钱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了他很多帮助。小北的父母对这位“贵人”感恩多多，对小北留北京一事自然不持异议。
为了回避外界对他们关系的干扰，钱和小北一直以“义父义子”名份保持来往，这种被钱认为最聪明的方式也被他用来对付自己的亲人。“我将小北带回老家，几个老了的姐姐和他们的儿女都很欢迎这个年青客人。”没有人对小北的身份产生疑问，在世俗的眼光里，钱理所当然地享有他作为小北“义父”的地位和权利。
在处理与小北家人关系的细节上，钱也显示出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背景。每逢春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钱主动提了礼物去看望小北的父母。实际上，如果小北正好那天不在那儿，钱也不会将他的殷勤献给这个非亲非故的工人家庭。这个小县城，包括小北父母和他们的邻居都对小北“义父”的慷慨表示了他们的赞赏和接纳。从此，钱更明正言顺地和小北一同出现在那些人面前。
然而，小北的思想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发生了变化。经过数年商场的打拼，小北已是一家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明白，要想使自己经营的事业更具风光，和一个女人共同组织一桩婚姻是他不可或缺的工具。1997年春，钱与小北八年的爱情在小北的新婚之夜粉碎。“只有他经过了这些，他才会明白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钱以过来人的身份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他对婚姻的总结。没有人在乎这个已经衰老的男人在说些什么，包括他的情人小北，实际上，他正重复着钱走过的人生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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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3-06 08:54发布于 03-06 08:54 较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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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03-06 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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