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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北影教学楼里嘈杂的咖啡厅中央,敛首低眉,说话的声音很轻,姿态很坦然,时不时地注意有没有吵到周围的人,丝毫没有事先想象的那种张扬。除了中性化的外表和装扮,很难把他和中国第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大学教授、同时以作家、编剧、导演、演员身份在国际上频频获奖引发广泛关注、绝大部分作品却在内地被禁止出版或公映的“先驱者”形象联系在一起。但在交谈中,其实不难发现他的前卫激进,他甚至反对现存的一切美学概念和秩序,在谈到一个社会上公认的普泛价值取向时,他往往会质疑:“凡事都要找出道理来吗?我们是不是在找道理时就掉进了这个世界的巨大陷阱?”
曾经的“体制内自由”
1987年,崔子恩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在此之前,他和众多学院研究生一样,接受的也完全是体制内教育,跟其他任何学生一样。对此他说:“我的自由天性是与生俱来的,跟任何体制无关,我不在乎体制规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只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崔子恩决定将主攻方向从文学改为电影,当时北影刚好新开设电影文学系,他就直接去那里当了讲师。凭着当时整体开放的学术氛围,以及仗着是新开设的系等客观条件,崔子恩开设了一门“艺术家概论”的选修课,和电影文学系一般的剧本写作技巧等技术性课程不一样,他在课上放映了大量当时还属于禁片的欧洲地下电影,其中不乏同性恋题材电影,“那是没有教学校长的条子连老师都看不到的。好在当时校方也比较重视我,常给我特别优待”。当时他的学生包括张元、王小帅、娄烨等一大批后来在中国影坛大放异彩的“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当时他们就一起自导自演一些短片,而这些以“地下电影”成名的学生们身上也颇富同样的叛逆色彩。
被“打入冷宫”
然而好景不长,他享受到的一点“体制内自由”很快就土崩瓦解。媒体上通行的说法是 1991年,他在课堂上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被校方撤销了讲师资格和降薪一级,更无辜地背负了性骚扰的罪名,被逼调离教学岗位、迁离在校园内的宿舍,此后 10年不得授课。对此崔子恩解释说从他 1987年来北影第一天开始就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性取向,周围的同事、朋友、学生都知道,只不过到了 1991年才由于一次“师生恋”事件而爆发出来,一时间震惊整个电影圈。
1991年他和班上的一个男生相爱,分手后那个男生向校方控告他性骚扰,导致学校对他进行调查和处理。为此,他班上的全体学生联合起来签名请愿,要求校方澄清真相并保留他的职务。当时校方命他进入医院,期望由医生诊断他为“无责任能力”的“同性恋患者”,经“治疗”后可以恢复他的讲师资格,但他拒绝承认同性恋是一种病态,最后被调到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后来又于 1998年调到北影电影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但是他的剧本没人敢拍、他的小说很难在刊物上发表、他的书出版社审查特别严格,“无论是编剧还是研究员,其实就是个冷宫罢了”。
“DV给我带来了自由”
然而崔子恩在“冷宫”里却依然逍遥自在,“换了别人也许早就崩溃了,可我特别不在乎,没什么大不了的。”多出来的大量闲暇时间反而让他有机会以小说家、编剧、导演、演员、媒体人、影评人等多种角色展现自己的才华。他用 DV完成了《男男女女》、《丑角登场》、《旧约》、《夜景》、《哎呀呀去哺乳》、《脸不变色心不跳》等众多电影作品,其中有不少在国际艺术类电影节上放映并获得奖项。他认为,在有 DV之前,影像创作受到的体制与金钱约束是不言自明的。而 DV是与时代联系最密切的武器,它给我带来了自由。
他说,这里的自由不是指个人行为的自由,而是创作上的自由。从这个角度上说,人人都应是学院流放者,不应该存在依附于学院的自由知识分子,每个人的学术道路和艺术创作都应该把自己的内心放在第一位。
2001年 12月,作为倡议者和策划人之一,他协助北京大学影视协会成功举行了“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电影节上放映了中国独立影人制作的全部同性恋电影,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然而在中国的同性恋平权运动经历了非刑事化、非医学化、非道德化三个阶段之后,随着社会舆论上对同性恋的日渐宽容,崔子恩也早已成为这方面的一个先驱式的人物,他的中性特征、他的特立独行、他的“中国第一同志”身份,早已成为一个传奇而不是话题在公众和文化圈里被广为争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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