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者的务实态度

深海阳光

1644年满人进京，中国正式改朝换代。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因为连年战乱而千疮百孔的国家，由于刚经历亡国的羞辱，全国民心涣散，匪患四起，清朝的统治者意识到重整意识形态和重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性，意识到必须拢络文化阶层，以重新建立起国家官僚体制。对中华文化十分精通的清朝统治者此时选择了孔孟之道作为新王朝的意识形态，以达到上述目的。

孔孟之道讲求社会秩序，各人守其本份，"三纲五常"，"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孔孟之道本身主张维持礼教的办法应该是"正名"和"教化"，但是中国尊孔的历史表明，光靠教化是不够的，国家还必须同时对违者进行处罚，教罚并举才能有效维持礼教。清朝在建朝初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中国重建礼教时，特别重视法律和法令的作用。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１６４６年的法令规定，在定强奸罪时必须提供严格的证据，这条法令意在强调"贞操观"，其目的一是推行孔孟之道，二是拢络明末保守派儒家学者，求得他们对新王朝的支持。

到了康熙年，清朝已成功地实现了国泰民安，满清政府已经站稳了脚根。雍正皇帝登基后，开展了野心勃勃的巩固满人统治的计划。他一方面减轻人民的税收负担，推行廉政，另一方面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坚决镇压。为了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大兴"文字狱"，严惩有异己倾向的文人，而且实行株连，处刑严酷。"文字狱"有效地压制了知识分子对现状与国家政策的批评，但同时又不妨碍推行孔孟正统礼教。

传统礼教主张"正名"，强调严格的社会秩序，女性守妇道，男性坚守父亲和丈夫的职责，而同性恋直接相悖于这些信条。如果同性恋在社会文化中得到足够的反映，统治者也许不会去注意，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至于大动手脚。但当时男风鼎盛，同性恋在文学作品或文人手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出现，导致了满清统治者对同性恋的关注，使之成了"社会问题"。雍正死后，年幼的乾隆皇帝继位不久的１７４０年，延袭雍正加强礼教的精神，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明确反鸡奸的法令出台。该法令将成年人出于自愿的鸡奸行为刑事化，这是清朝严格加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一系列措施之一。法令出台后的落实程度如何，对男同性恋的控制有何效用，史料上没有记载。但这条法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同性恋行为社会化──同性恋不再是个人私事，它被当作一种"社会危害"受到了法律的干预。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礼教在镇压同性恋方面，终于殊途同归。

中国走过康乾盛世之后，经历了中华民族有文明史以来最为惨的衰败。在外强入侵，连年战乱，国家重建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国家对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者的压制却总没有被忘记。用中国著名精神卫生专家贾谊诚先生的话说，"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对同性恋，鸡奸等性行为以‘伤害风化罪’论处。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对同性恋，鸡奸等性行为以‘流氓罪’论处"。与此同时，有关同性恋的任何公开讨论在几百年内都被列为禁忌，同性恋者只能在自发形成的公厕和公园等地的"渔场"相互结识。压制的结果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当同性恋议题重新浮出水面时，忽而成了"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和"精神污染"，而对同性恋的不宽容态度则被称为"中国特色"。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性恋与中国历史共同生存了千年，而对同性恋的压制仅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千年的历史为同性恋作为一个文化和一个族群应如何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以史为鉴，避免同性恋在中国近代的厄运重演。中国的传统礼教是不利于同性恋的，但中国同性恋靠依附主流婚姻制度而得以生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古代的同性恋者都要有传统家庭，转接香火，男子必须结婚生子，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后，同性恋的男子好男风就没有什么约束了。古代中国婚姻的基本意义在于经济联盟，一个家庭同舟共济与天灾人祸斗争，由于死亡率高，确保种族繁衍和家庭稳固是当时的第一需要。因此在联姻时，变数太多的感情因素一直不被首先考虑。但是组建家庭时无视个人感情也对社会稳定不利，中国古代以纳妾和男风为婚姻制度的补充，满足主男感情或情欲上的需求（不要忘记，中国古代文化本身就是大男子主义的文化）。中国的传统礼教因为适应了中国当时的国情，使中华文明的强盛持续了千年，而中国同性恋者的务实态度，让自身生存千年，没有招致象在其它文化中所遭遇的杀身之祸。

guai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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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l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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